民国时期西康建省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中央政权处理民族关系、边疆治理上,西康建省具有十分重的影响力。西康的建省对于处理康藏关系、巩固开发西南边疆与国防、建设抗日战争大后方曾有着重的意义,更是反对近代以来在英国殖民者策动下所谓“西藏独立”的重大战略部署;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里程碑,对这一地区汉、藏、彝融合,民族地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边疆治理研究越来越受人关注,其研究对于巩固多民族国家的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发边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维护民族关系和谐,有着重意义。该文将从边疆政治学视角深刻剖析康藏治理的经验与教训,服务于巩固当代康藏地区的民族友谊。
  关键词西康建省;民族关系;边疆政治学
  西康省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重省份,脱胎于清末之所谓“川边”,历经民国时代常年的军阀混战,最终在抗日硝烟弥漫全国的1939年正式建省。在完成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民族关系改善、西南边疆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建设的伟大历史使命后,最终裁撤于1955年。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标志着包含国家主权观念的国际法体系的诞生。自此时算起,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其国际法意义下领土主权的最终确认,是在清代,而国内的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也大都在此时定型。清代通过武力与各项制度怀柔,建立并巩固了一个多民族的庞大帝国,然而清朝中前期的民族政策,却大体上是分而治之,这使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以来,我民族边疆地区面临严重的瓜分威胁,正是在那救亡图存的背景下,才有了从晚清到民国一系列边疆政治改革举措。而对于中国边疆政治治理的这段特殊时期,目前学术界关注的较多的仍是台湾、新疆与东北三省的建省,对于西康的论述则较为不足。目前关于康藏问题的研究,已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学术作品,这些作品对近代以来的康藏历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大致上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着眼,而就政治制度变迁的研究视角则仍大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在学术界取得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文章将侧重于从康藏地区政治制度变迁与边疆治理史的角度,审视近代以来从“川边”到西康建省的意义。西康建省对于处理中央与西藏关系、巩固开发西南边疆与国防、建设抗日战争大后方都曾有着重的意义,更是反对近代以来在英国殖民者策动下所谓“西藏独立”的重大战略部署;同时也是这一地区政治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里程碑,对这一地区汉、藏、彝的融合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从康区到川边——西康建省的背景
  (一)康区的历史渊源
  过去的西康省,除宁属、雅属之外,主以藏族人口为主。藏族,是一个长期生存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西康的藏民虽与藏区藏民有微小的不同,但基本同宗同源。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任何行政区划的产生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涉及边疆治理,更是让历代中国政府慎之又慎。那么所谓“康”这一区域,从何而来呢?
  直到18世纪康区东部由四川总督节制之前,青藏高原各地依据地理可大致分做“康藏卫青”四个区域后藏湖水区域(其地高且平)——藏;前藏川边倾斜地(雅鲁藏布江以东,巴颜喀拉山脉以南,大庆河以西,诸大川上游的纵谷。兼包四川、云南的一部)——康;黄河上游及青海流域——青(或“海”);雅鲁藏布江流域——卫。但为中国历史研究者所熟知的是,自吐蕃王朝在隋唐时统一强盛、攻灭吐谷浑以来,高原居民基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此后的青藏高原虽然经历过短暂的部落分裂,但在元明两代却依然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元朝统一中国,使青藏高原第一次被纳入中国的版图,当时吐蕃的宗教领袖八思巴成为元朝一代“帝师”,在他的作用之下,青藏高原以和平方式纳入了蒙古的统治轨道,并让藏传佛教传遍整个蒙古高原,他创制了一种名为“八思巴字”的文字一度成为蒙元王朝的官方文字。由于藏传佛教对蒙古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元朝统治者为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设置了宣政院,领导整个王朝的佛教事务,而在当时,整个青藏高原都以宣政院辖地的方式存在,东亚的全体游牧居民在日益加强的宗教影响下实现进一步融合。到后来明朝北逐蒙古取代蒙元,建立新的天朝朝贡秩序后,对于边疆地区则继承了元代的土司制度,根据大小建立了都指挥使司和宣慰司,实行羁糜统治,青藏高原也是如此。洪武七年,明廷置乌斯藏都指挥使司,采取“僧官制度”,封喇嘛教僧人为卫所的指挥使、同知、通判等官,最高僧官为法王,任乌思藏都指挥使司,世袭。这一制度开始了拉萨领主集团对整个高原长达数百年的政教影响力。
  明末崇祯间,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因受准噶尔汗国排挤进入青藏高原,当时的青海地区已存在大量蒙古牧民,开始与康卫藏地区出现明显差异。1634年,西藏格鲁派首领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共同致信和硕特部固始汗,请求其出兵救援。固始汗1642年攻占日喀则,消灭了噶举派的藏巴汗政权(噶玛王朝),确立了格鲁派(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在西藏的政治地位,一个奉格鲁派为藏传佛教领袖、统治整个青藏高原的和硕特汗国就此建立。这个政权虽然延续了高原的统一局面,但蒙藏贵族集团的矛盾已日益让这种局面岌岌可危。
  (二)封建社会末期改土归流的初步尝试——清朝前期藏区分治局面的形成
  1716年,清帝国在亚洲內陆最大的敌人——准噶尔汗国的统治者策妄阿拉布坦,遣将策零敦多布翻越昆仑山突入拉萨,杀死了和硕特末代君主拉藏汗,终结了和硕特蒙古在青藏高原的统治。之后清王朝与入据藏地的准噶尔势力进行了多年军事斗争,最终在1724年基本平定了青藏,置西宁办事大臣统辖青海厄鲁特蒙古。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西藏喋巴昌侧集烈占领打箭炉,四川总督席而达奉命平复叛乱,攻克打箭炉,清政府借当地多数喇嘛、康民投诚的机会,恢复当地土司制度,管辖了西藏以东到理塘、巴塘以西的地区,由此清政府开始经营西康。随着清朝前期在西南地区厉行改土归流的努力,到乾隆年间,藏青康分治的局面已基本形成。
  过去的西康地区政治治理,自元代起便奉行土司制度,如前所述,主由大的宣慰司和小的都指挥使司构成。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民族管理制度,在边远地区的实行对政府的统治具有一定的益处。在元朝进入中原地区后,如何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大难题,对边远地区各民族的有效统治是不得不着重考虑,因此“以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应运而生。这种制度不仅维护了统治,更处理好了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明清两朝也沿用了这种制度。
  到了清朝雍正年间,随着国力不断强大、政权不断稳固、治理经验不断丰富,此刻清朝已具备了任命官僚组织文官政府直接管理边远的民族地区的能力,而长期的土司制度,使当地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由于处于边疆,中央政府对其管控与监督能力较弱,因此,他们滥用权力,危害了当地的安全。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对边远民族地区的统治,改土归流顺应潮流,很快便得以实施。
  清朝全盛时期的青藏高原,大体与今日政区划分没有太大偏差。康区东部各世袭土司属于四川省,由四川总督节制;青海湖以东被划入甘肃省,那里的汉族移民不断增加,而青海的蒙藏游牧部落、湟水地区的穆斯林,则都由西宁办事大臣节制;而在清政府的改造下,卫藏地区与康区西部的世袭贵族统治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政府——噶厦,即近现代中国所谓“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政府建立后在清王朝支持下,由金瓶掣签制度决定的藏区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时是噶厦政府的世俗领袖,拉萨世袭贵族也实现了官僚化,同时,由中央派出的驻藏大臣则实际领导着噶厦政府与西藏地方。就此,通过藏青康分治的方式,清朝确立了对青藏高原牢固的世俗控制。
  可需指出的是,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与青藏高原的最大农奴主,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依然在整个高原拥有政教影响力甚至经济权力。毋论噶厦政府直辖的西藏地方,康区各土司、青海牧民,乃至山外诸国拉达克、不丹、锡金,在19世纪前,都向拉萨交纳着供税。即使在位于四川省内的康区极东部,清朝的控制也极为不易,尤其是在嘉绒藏区即大小金川,当地土司在乾隆年间两度叛乱,以不足千里的弹丸之地、不足五万的人口,耗费清廷银两数以千万及上万兵力的牺牲,也算是清朝前期改土归流过程中损失最巨大的的事件了。
  清朝前期针对康区的改土归流,实质上是极为有限的。土司制度依然保留,只是将其归入了四川省总督军事管制之下,淡化了拉萨领主集团在这里的影响力,为后世西康建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三)清末列强入侵加剧国内紧张局势
  进入晚清,中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外有列强轰开中国大门致割地赔款,内有席卷整个南方的太平军起义、扰乱黄淮的捻军起义、陕甘云南的回民起义,在经历了一个血腥动荡的时代后,重新稳定的清帝国走上了洋务运动的中兴之路,然而这种有限近代化的道路却最终在一次次国际问题交涉上暴露了清王朝的软弱落后。
  在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于中法战争中耻辱的不败而败后,英国便已开始加紧对中国边疆地区及藩属国的侵略。1887-1889年,因西藏地方派兵到哲印交界建筑炮台阻止英人入哲引发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1893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藏印条约》,将锡金纳为英国的“保护国”,委派政治专员常驻哲孟雄(锡金),统治该地区,并割占了西藏南部的部分领土,求开放亚东作为通商口岸。但由于藏人拒不通商以及英俄“大博弈”下俄国在西藏影响力的提升,使印藏通商仍然没有任何进步。1904年适逢日俄开战,英国趁机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并长驱直入攻占了拉萨,达赖出逃青海,于是班禅作为噶厦政府的代表与英国订立了《拉萨条约》。出逃达赖本欲求助于俄国,但听闻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败北,只好作罢,而清廷对于西藏局势自然也无可奈何,最终在1906年订立《中英藏印续约》六条,将英藏条约作为此份文件的附约存在,至此,英国以武力完全叩开了雪域高原的大门。
  除了英国在西藏边疆的挑衅之外,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抗日战争爆发,直接导致国民政府加强对康区的重视力度,把康区作为一个重的后方支援阵地,一个必须坚守的阵地。西康建省也正是在这样内忧外困的局面之下,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加快了建省的进度。
  二、西康建省的历史过程
  (一)西康建省的前期准备
  英国觊觎西藏已久,多次提出无理求,让清政府意识到建制的重性。西康建省事宜从清朝末年开始筹建,为了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国西藏边区的侵略、保卫川滇地区,建昌道赵尔丰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向四川总督锡良提议“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以丹达为界,扩充疆宇,以保西陲”,这是对西康建省最早的呼吁。
  1.组织结构人员的准备
  在西康建省前期准备过程中,通过组织结构人员的准备,使得对西康地区的管理中逐渐构建起一个更加严密的现代官僚体系,相关体制建设的完善,使晚清至民国历届政府对西康建省中出现的问题能够及时了解及处理。
  (1)清末设立川滇边务大臣
  清廷于光绪三十二年在西康设川滇边务大臣,有书记等属官,管理移民垦殖事务,“奏设府、厅、州、县。各营地面,又奏设收支局、学务局。康安道兼按察使衔。复设边北道”。光绪三十四年,边务大臣赵尔丰奉命实行改土归流,使清廷在康藏地区拥有了统治权。
  趙尔丰的总文案,清末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认为,西康建省不仅能够“守康境、卫四川、援西藏”,还能够实现地方财政自给,于是在1911年6月16日向朝廷提出建省奏请。“西康”作为地名也就是最早现于这份请求建立西康省的奏折中,其奏折曰“查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曰‘西康省’,建设方镇,以为川滇屏蔽,藏卫根基”。但在清末民初时期,政府文件一般采用“川边”一说。“川边”是指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其“东起打箭炉,西至丹达山顶止,计三千余里;南抵维西、中甸(今云南),北至甘肃、西宁,计四千余里”。
  (2)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特别行政区
 
 1913年6月,北京民国政府设康定县以西30个县为“川边特别行政区”,裁撤原有府、厅、州,一律改设县(共34县),改西康度支局为川边财政分厅,初步建立起与全国相统一的地方行政制度,康藏地区得以在康区危机后再度恢复稳定。
  1925年北京政府下令改“川边道”为“西康特别行政区”,至此,作为行政区划名称,“西康”正式取代了“川边”。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多个筹备委员会的建立
  1926年,四川军阀刘文辉在与刘成勋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此后接管西康各项事务,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挥”并于次年设置“边务处”,开始了他在西康的长期统治。
  1928年3月10日“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在康定成立,这一年,刘文辉以川西北为据点占据了上下川南,宁属雅属和上下川东部分地区共七十余县后,实力大增。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求西康按照法令组织省政府,并于同年9月通过西康建省议案。于是以刘文辉的势力范围为基础,西康建省开始筹备。1929年刘文辉设立了临时政务处,代理行使地方行政事务。1930年临时政务处改为西康政务委员会。1932年国民党的派驻西康的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宣布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
  但此时作为四川省主席的刘文辉,身兼多个军政重职,拥兵十余万。处于人生巅峰的他,将主精力放在了问鼎中原,而不是西康建省。且作为被南京国民政府收买的四川军阀,他对国民党向四川的渗透并不信任。1932年,由于刘文辉与刘湘共同上演的“二刘争霸”的持续激化,四川爆发了一场规模最大的军阀战争,到1933年秋,刘文辉兵败,率领残军退守雅安,从此开始专注于经营西康各项建设事宜,派陈启图为西康行政督察专员长驻康定,监督康南康北各县政务,使西康建省的筹备真正开始提上日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于西康建省而成立的多个筹备委员会大体属于两种势力一,以刘文辉为首的四川军绅政权集团,二,代表蒋氏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党务特派员。两种势力相互斗争,竞相争当西康建省进程的主导力量。但这样的权力斗争从另一方面加速了西康省的正式成立,新成立的委员会,为西康正式建省明确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西康建省的进程更加快了脚步。筹备委员会的建立,不再仅是呼吁,使得各项建省的事宜都逐渐落实。
  2.民族关系的准备
  西康作为一个民族关系极其复杂的地区,顺利建省需克服的最大难点无疑是处理好民族关系。在军阀混战、列强横行的民国时代,西康民族关系的准备主在于中央与四川地方政府和英国支持下半独立状态的西藏噶厦政府之间的博弈,其中需政治争取,也需军事斗争。
  (1)来自西藏地方的挑战
  1911年,请求建立西康省的奏折上报朝廷之时,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在四川正值高潮时期,辛亥革命一触即发,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根本无暇顾及西康建省事宜,而在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之际,由于赵尔丰、傅嵩炑等前后率领大部分边军回师成都并被击溃,使川边各地陷入动乱之中,改革建省成为了一纸空文。在关内大乱的局势下,驻藏清军由于缺乏朝廷管控,在拉萨肆意掠夺,最终引起当地人民不满的同时开始出现了反抗,使得除沦为当地人农奴的少数被俘者之外,清军大部分都被驱逐出境。于是在英国的策动下,达赖重返拉萨,宣布独立,并派遣藏军内犯,造成了民国初年的康区危机。
  1917年春,川滇军阀爆发了大规模混战,致使川边空虚。至秋季,藏军与川边军发生冲突,在英国的支援下,西藏地方升级了纠纷,发动了第一次川藏战争。由于川军后方因内战而缺乏补给,孤军奋战最终在弹尽粮绝后走向失败,昌都失陷后,藏军大举东进,金沙江西岸13县与江东的德格、邓柯、石渠、白玉等县相继被藏军攻占,全川为之震动。1919年事件平息后,拉萨当局在昌都增设一个噶伦为首的昌都噶厦政府,自此,川边西部自清末以来改土归流的努力基本付诸东流。
  (2)康区动荡局面的缓和
  1919年的五四运动,让内地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运动空前高涨,随着九世班禅返藏,藏区形势逐渐发生着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变化。当同年10月来自北京的代表团抵达拉萨后,十三世达赖逐渐摆脱了亲英分子的控制,与九世班禅一道加强了与中央的联系,晚清以来英国图谋分裂西藏的企图终于宣告破产。在康藏关系缓和的背景下,北京民国政府才得以成立西康特别行政区。
  (3)军事斗争的胜利
  1930年5月,藏军在英国的支援下发动了第二次川藏战争,大举入侵甘孜。但与上次不同的是,在一切谈判均告搁置后随着战事的继续,藏军开始接连溃败,所占金沙江以东康区全部丢失,十三世达赖不得不派出代表与刘文辉的代表于1932年10月8日签订了《康藏岗拖停战协定》。由此,形成了西康与西藏地方实际上以金沙江为界的局面。
  从西藏三大领主之一的噶厦政府手中收復康区东部,一方面扩充了刘文辉集团的实际控制区,更重的,是为西康建省的实质工作开展提供了可能。
  (二)西康正式建省及其管辖范围
  在刘文辉的推动下,国民政府于1934年12月组建“西康建省委员会”,同意建省事宜。除政治因素之外,此时东北四省已在“九一八”事变后成为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一部分,察哈尔、河北北部、东部等地都在日本支持下实现所谓“高度自治”,而外蒙古实际已经脱离中国,国民党在新疆、西藏也是鞭长莫及,在清末民初的改土归流中建立省制的地区已纷纷脱离中国政府控制的情况下,更显开发西南边区的紧迫性,于是西康建省进程大大加快。
  1935年2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西康在省政府成立前,设西康建省委员会筹备建省事宜并执行政务”。同年6月,西康行政督察区正式建置。7月22日,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1936年9月,“西康建省委员会”由雅安迁往康定。
  西康建省委员会与四川省政府协商后,行政院第364次会议规定,“经两省(川康)协商拟将松潘、理番、茂县、汶川、懋功、靖化、名山7县仍隶川省,将雅安、芦山、天全、荥经、汉源、宝兴、越西、冕宁、西昌、会理、宁南、昭觉、盐源、盐边等14县,金汤、宁东二设治局改隶西康,似可准予照办。” 即雅属六县、宁属八县,以及金汤、宁东设治局归于西康管理,所辖区域为现在的四川省雅安市、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攀枝花市、西藏昌都地区以及林芝地区等。并于1938年9月1日将宁、雅(今西昌、除名山县以外的雅安地区)两属14县2设治局正式划归西康建省委员会管辖。国民政府为了缓解与刘文辉之间的矛盾,12月撤销西康建省委员会,组建西康省。于年底将四川省第十七、十八行政督察区和金沙江以东的西康行政督察区划归西康省管辖。
 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批准西康建省,省会为康定,省主席为刘文辉。据《中央日报》记载,当时西康省总人口2144031人,辖境46县2设治局,即金沙江以东33县2设治局及金沙江以西13县。至此,除实际控制于西藏地方政府的金沙江以西康属13县,西康33县完全废除了旧制度,一切政治悉如内地,成为了支援抗战的大后方之重组成。
  三、西康建省的意义
  (一)政治旧秩序的落幕
  川邊的多数地区都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一直以来实行土司制度,土司分治状态长期存在,并随着时代的变迁矛盾日益凸显,不仅表现在其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也表现在各土司之间的矛盾冲突。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土司在制度的传承上都以“家天下”作为其统治基础,这一点与皇帝无异。土司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绝对的权力,拥有自身运行和管理的一套体制,并想通过各种手段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周边的流官管理地区发生冲突,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在所难免。由于各土司都是独立的权力体,土司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矛盾纠纷不断。如《清代藏事辑续编》中记载“(查录野番)肆行纠掳理塘境内土民粮食牲畜以及汉塘官马,甚至逼勒理塘所管本拉石番民三百余户归彼属下,致土司等忿极不甘。”需再次提到的是,清朝乾隆年间,曾由于大小金川土司的叛乱,震动整个帝国,平叛过程的巨大代价,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康乾盛世以来清帝国积累的社会财富,助推了乾隆后期的衰落趋势,可见土司制度的威胁对一个日益强盛的中国内地影响之大。更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特别是英属印度的东扩,曾经作为中华帝国藩属的各处土司政权,开始被殖民者兼并。缅甸在明代曾作为明廷臣属的土司而存在,然而在明朝衰微之际,缅甸开始崛起并吞并了克钦与掸邦地区的大量土司王国,并不断侵蚀着中华帝国影响力在西南的边界。从雍正到乾隆,可以说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到哪块边疆,哪里就是帝国与东南亚邻国的边疆。以至于19世纪当中南半岛国家相继沦为英法殖民地之时,仅有已成功改土归流的中国国土,得以免受西方列强殖民当局的直接统治。由此可见,改土归流不但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产物,对中国边疆政治制度由“广封众建”走向现代官僚政治具有重意义,更是在救亡图存适者生存背景下维持这个庞大国家的一剂良药。所以无论是从政治制度的进步角度,亦或是反殖民主义自由价值角度,从清末平定川边到民国时期西康的成功建省,我们都应该给予主流的正面评价。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是人类世界的最后一片净土,无论是殖民主义毒瘤的侵入,亦或是政治的进步,都显得那么的步履蹒跚。但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一切终会降临这片雪域高原。在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下,西康省的建立标志着卫藏外围最后一片农奴主自治区的消亡。至此之后,政教合一的拉萨贵族政府仅控制着卫藏的一隅之地,准备迎接外来革命的浪潮。残酷束缚藏族人民的旧秩序,即将走向落幕了。
  (二)多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对抗战的支援
  西康是一个长期闭塞落后的多民族地区,在那个全民族抗战的时代,发展西康,便是为了支援抗战;而在支援抗战的伟大旗帜下,西康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开化与经济发展。
  西康建省,中央直接管理西康地区,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有利于国防建设,改善了康藏关系,缓解了与中央政府和周边地方政府的矛盾。西康地处川、滇、藏、青之间,临近印度、缅甸,不仅是连接各省的咽喉地带,也是通往外国的重通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接受外国援助的重交通道,同时本省人力、水力、矿产、茶叶、药材等丰富,为中央提供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西康作为西南地区的重屏障,在康藏地区的咽喉位置,处于复杂的民族环境中,真正控制好该地区,对于维护国家的安全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康省成为抗日战争真正的大后方,起到了抗战救亡、开发西康的重大作用,成为了以后西部大开发的先导。建省后,西康地区有了较大发展,农业方面,新建了很多的农场,建立研究所,同时还引入新式的农具,推广新品种。不仅是农业,工矿业也有了快速发展,矿石的开采技术取得进步。西康地区的交通发展也很快,城镇的拓展也映出了西康的建设。在抗战期间,我国领土被占领,西南地区成为了抗日的大后方,西康的发展为抗战提供了物质支持也为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的作用,同时,开发了西康地区,为未来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先例。
  西康建省后,大型工厂在该地区被修建,大量荒地被开垦,交通运输业也因此被提上日程。“自二十八年宁雅廉署划归西康以后……现代式之商业机构,日益兴起。而康省工业,在省府及中央积极推动之下,已能逐步长成。”至西康建省之日起,该地区产业结构有了改善,鞋业、丝棉线业、织布业、理发业、成衣业、酒菜业、糕点业、银行业、旅店业等行业得到迅速发展,现代商品经济发展,财税制度随之建立起来,为康区现代化积累了物质基础。建省以来,废除了藏币的使用,引进法币使用,整顿了西康地区的金融秩序,同时也增加了康区与中国内地的向心力。由于西康茶叶资源丰富,通过西藏远销中南亚地区,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贸易交流,促进了康藏的贸易发展,促进了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抗战时期,不仅东北、东南地区岌岌可危,西南地区形势亦是严峻,“康治而西藏之人观感自治,化导自易,日渐月渍,自然潜移默化于不觉矣。”通过西康省派军协助藏军抵抗外来侵略,对西藏影响极大,民族关系加强,使西藏人民对内地有了交流联系的机会,增强了藏族人民的内向力,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使其文化多样化发展,加强了汉藏民族交流和融合。
  西康地区早期教育被领主控制,“五明之外别无学术,佛法之外别无思想,寺庙之外别无思想,喇嘛之外别无师导”,民众保守。自西康建省以来,初小、高小、师范等学校被创办,现代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发展,当地居民思想观念得到解放,精神面貌得到改善。
  早期康区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阻碍了各民族的交流,建省以后在康区实行汉官制度,剥夺了喇嘛特权,有力的冲击了政教合一体制,使西康与周边地区交往频繁,民族关系和宗教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和解决。
 (三)对维护西南边疆社会稳定与民族关系和谐的重政治意义
  西康建省,表明了国民政府加强西南国防的决心,是抗战救国的多事之秋国民政府扼制所谓“西藏独立”的有力措施,客观上鼓舞了广大爱国康藏同胞,起到了加强康藏各民族之间联系的重大作用。在抗战時期,我国不仅在战场上正面迎战敌人,更防止其他侵略者利用各种手段分裂我国领土。西南地区是我国的重边防地区,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成为抗战的基地,西康既是联系西南与西北的交通枢纽,更是联络他国的重纽带。建立西康省,打消了“西藏独立”的念头,若有什么分裂的行为,我们可以及时处理,也给予藏族同胞信心,我们与他们同在。在面对西藏成立“外交局” 时,蒋介石已筹划对西藏用兵,还部署刘文辉开往康藏边境地区,成为了西南国防的有力保障。
  西康建省,有利于维系中央政府、川青滇地方政府与西藏政府之间的正常交往,加强了藏汉民族的政治、经济联系,并为解决长期以来康藏纠纷,提供了条件。赵尔丰改土归流,设立州县,使社会矛盾缓和,同时加强了川滇地区的政治文化教育发展,加强了中央与川滇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川滇地区的建设与发展,为西藏问题的处理与解决提供了一个好的纽带。川滇与西藏相邻,西藏早已被入侵者觊觎很久,侵略者想方设法挑起西藏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从而分裂西藏。在此过程中,康区的土司与西藏上层势力勾结,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西康建省,消除了之前因土司而引起的社会矛盾,还加强了与其他民族的联系,消除汉藏彝各民族之间因文化等因素引起的矛盾,稳定了该地区的社会秩序,加强中央对该地的直接管理,并且遏止了侵略者企图分裂西藏的阴谋,改善了康藏之间的政治关系。
  历史的局限性总而言之,西康建省有着特定历史时期的伟大历史意义与功绩,但同时也应指出的是,在西康建省的那个烽火连年的抗战年代,举国的主力量用在抗日第一线,西康的建省带有极大的功利主义庸俗政治的色彩。而且蒋介石对于多次反对自己的川康实力派刘文辉素有积怨,两人互有戒心,貌合神离,因此在当时,西康建设所需的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等事实上均是难以保证的,因为事实上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不可能真正从经济上大规模建设由刘文辉实际控制的西康省。并且尽管西康资源丰富但毕竟较内地而言交通不便、不易开发,在短期内收获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并不现实。而这一切,都为西康建省的实际成效打下不少折扣,因而这些也是评价西康建省所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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